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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移民模式的关系

2017-06-29 21:35:21   来源:   点击:    字体:[] [] []    保护视力色:       
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移民模式的关系
(北京)  徐旺生
 
一、前言
 
    移民是古代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这一过程开始于最初的人类。当农业发明以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增加,就需要向其它地区移民,由此拉开了长距离与短距离的移民历史。人类历史上移民行为一直在持续,直到今天。目前可以确认最早的规模较大的移民行动应该是旧大陆向新大陆的移民,通过今天的白令海峡,早期亚洲的居民移向北美,成为今天印地安的祖先。在西亚,两河流域的文明向欧洲传播,从南欧洲向北欧洲移民。此后,欧洲人终于发现新大陆开始,又开始了一波向美洲的移民。在中国国内,移民的过程也始终不断,著名的有从魏晋南北朝北方向东南一带的移民、明朝洪武时期大移民,清朝湖广填四川、山东河北人闯关东,晋陕一带的人们走西口等等。
    移民史的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热点。关于移民的原因,其最主要的研究框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最为流行的“推一拉”理论。该理论认为,迁出地向迁入地的人口流动,是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引力相互作用的结果。陈孔立在《有关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理论问题》一文中认为:推力一般是指迁出地存在某些不利因素,迫使人们离家出走,其中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特殊的因素,具体原因是经济萧条、失业严重、粮食缺乏、人口过剩、天灾人祸、生态环境恶化、外族入侵、内战爆发、政治迫害、种族歧视、宗教矛盾等等。例如,早期从欧洲到北美的移民主要原因是:封建暴政和宗教迫害,此外,欧洲商业战争的破坏,使得许多民众极端贫困,有的成为难民。受到“大饥饿”威胁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受到连年歉收的北欧农民逃脱法国占领军迫害的德国人、逃避英国圣公会霸权的长老会教徒,他们为了谋求生活的改善,寻找新家,冒险远渡重洋,来到美洲。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大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流人(谪宦、命盗重犯等)、军户、棚民,他们有的是被强迫迁往他乡的,有的是为了寻求生路而不得不“闯关东”“走西口”的。福建闽南一带人民向外移民,主要是由于人口压力,地少人多,耕地不足,加上连年的灾荒,人们只好向外谋求生路。在清代前期禁止渡台的情况下,还有许多人偷渡台湾,主要就是为了谋生。
    但是上述的分析显然是有问题的。首先,没有解释中西方移民规模与结果的区别。如果说移民主要是因为战争等因素的结果,那就难以解释为何中国历史上灾荒发生的频率与农民起义的烈度是欧洲所不能比拟的,但是中国移民的规模与所占领的土地,与欧洲人不可同日而语,须知,宋代中国的GDP占到全球的一半。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地是美洲和澳洲,其居民以欧洲人为主;而历史上比其人口密度大很多的中国在向境外移民时,移民规模与所占有的领地却小得多,且中国移民基本上在新的移居地政治地位低下,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如果说东西方之间的移民行为一样,那么为何移民的结果为什么区别如此之大呢?
    其次,美洲移民并不完全是因为上述所谓的“封建暴政和宗教迫害”。我们先回顾一下所谓的感恩节的故事。目前所说的版本是:十七世纪的初期,当时在英格兰,每人必须服从于国王教堂的规则和统治。有一批英格兰人想拥有自己单独的教堂,他们被称谓“分离主义分子”,他们秘密开会,后来国王发现以后,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进监狱。后来,一些人害怕呆在英格兰继续受迫害,于是在1608年去了现在的荷兰,但是他们在那里生活并不如意。虽然没有宗教迫害,但是生活很苦,又必须学习别国的语言,他们害怕他们的孩子忘记了他们的语言和习惯,于是就决定去现在的美洲。但去美洲谈何容易,首先,他们需要船将他们送到美洲,但是他们并不富裕,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租船或者买船。最后他们还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他们与英国商人达成一项协议,商人们给他们食物和船以及必要的物品,作为回报,他们则答应给商人们工作若干年,从美洲弄来木材和皮毛给商人们。就这样,他们总共102人包括妇女和小孩,上了名为“五月花”号的大船,经过66天的艰难的博斗,通过了大西洋,于1620年的十二月份,到达了现在的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Plymouth)。第一个冬天是不好受的,各种困难难以想象,到第二年秋天以前,102人中有46人由于饥、寒和疾病死了。1621年,在当地的土著居民印地安人的帮助下,他们学会了如何狩猎、捕鱼,学会了种植玉米、南瓜和豆子,获得了一个大的丰收,于是决定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以示庆祝,这个宴会像一个传统的英格兰的丰收节。他们感谢上帝赐给他们食物。第一次的宴会在户外举行,有19个印第安人参加,他们吃火鸡以及用玉米南瓜做的食物。这个盛大的宴会持续了三天。后来,美国的首位总统乔治华盛顿在1789年正式命名这一节日为国家的纪念日,称之为感恩节。1941年,美国国会决定感恩节作为一个合法的节日,时间是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然而,事实上,最早的欧洲人移民美洲,不是偶然的因为即宗教的迫害所致,而是他们那种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所知的感恩节背后的另外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是:首先,这批人原来并不是到现在的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而是想到当时的唯一的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现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唐(Jamestown)。其次,在五月花号船上的102人中,只有35人到新世界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其它的67人则是因为寻找工作和乐于冒险才踏上这条充满了希望同时也充满了危险之路的。67比35,很显然,这批欧洲人到美洲去,主要不是因为宗教的原因,而是由于其它的原因才开始来到美洲的。感恩节的产生只是欧洲入移民美洲过程中的一个花絮而已。
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移民时,应该分析存在于其过程中与欧洲移民不同的因素。本文认为,生活方式决定了古代移民方式的不同。下面我们先从中西方移民规模上进行推论。
 
二、中西方的移民及移民规模   
 
    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文明是一种移民文明。欧洲文明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古代希腊一带向北扩展的,欧洲的东南部即包括现在所说的爱琴海及巴尔干半岛地区,是最早接受西亚农耕文化的区域。西亚农耕在向欧洲传播过程中,沿着两条线路,他们分别是在多瑙河中游一带形成的线纹陶文化和沿地中海传播的印纹陶文化而传播的。欧洲移民所占有和土地,包括今天欧洲及亚洲北部地区的大片土地,欧洲文明的基础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发现,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在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欧洲人,特别是俄罗斯人,对亚洲东北部的移民扩张,使其成为国土最大的现代国家。东欧洲移民在欧洲向亚洲的扩张过程中,西欧洲的移民则白17世纪初又开始向美洲的殖民。这从当年五月花号的船员人数中可以看到其真实的历史。
    中国文明是由本土产生的。黄河流域的文明则是从今天中下游一带开始发源的,其移民的方向是向东南一带,并向海外扩展。但是基本上并非主动性,更大程度上是被动式移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贷殖列传》中所描述的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随赢蛤(食螺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是故江、准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司马迁所言的江南一带,是一种非常理想生存之地,但是北方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向江南一带移民。真正开始大规模向南方移民始于南北朝时期,此时北方战争之乱,人们才开始向南方迁徙,始于明朝初年的洪武大移民,也是因为灾荒原因,被动式,而清朝湖广填四川,是基于官方的鼓励。由于明朝末年的多次战争,使得四川人口大量减少,已开垦的土地却大量存在,而湖广一带地少人多,因此在政府的招垦下,出现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高潮。到了嘉庆年间,四川人口增加到2000万人,而不得不向周边地区迁移了。福建、广东向台湾移民的高潮在乾隆、嘉庆年间,到了嘉庆十六年(1811年),台湾人口已近200万,取得耕地己不容易,移民的人数也就下降了。
 
三、生活方式与移民模式
 
    1、生活方式
    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多种生活方式,但是其中存在着两种区别十分明显,有代表性的生活方式。其一是类似于肉食动物生活方式;其二是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
    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在老虎的生活圈中,每一只雄性老虎都有自己圈定的生存空间,即势力范围。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通过在区域内四处撒尿的方式来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是容不下两只虎的”,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因此老虎在自然界的分布是一种“满天星”式的分布,“先占一山不容二主”,在可能的分布范围内,单独居住。老虎的数量如果出现过剩,不会出现大家彼此缩小势力范围的现象,而是某一地区的老虎通过战争确定谁是此地的唯一的主人。老虎生子后,其后代成年以后必须离开其父母生活的领地,另寻生路。如果没有生存能力,则会灭亡。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满足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
    类似于老虎生活方式的代表性地区如西欧。其社会经济结构特点是:是实行长子或者幼子继承制度,家庭中的其他男子要么离开家庭,要么只能作为雇工存在,男子结婚时间较迟,独立式居住,类似于生活在非洲和欧亚大陆上的老虎,排它式、独居生活,存在领地和势力范围概念。移民模式是“先占一山不容二主”,类似于满天星式,且很早就开始向外移民。
    草食动物生活方式与肉食动物习惯完全不同,其代表性动物有非洲大草原上的角马和羚羊,首先是以群居的方式生活,一般情况下,群居而不是独居。草食动物没有领地的概念,一般逐水草而生活,居住的范围只是在它的周围地区。在种群数量增加的情况下,是以整个群体的生活质量下降为前提,即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个体被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时,往往是大家都少吃一点,所谓“多一个人只是多一双筷子”。只有当一个地区的动物数量实在是太多时,才会向周边地区转移。长此以往的结果是,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越来越短,只能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其在草料采食完毕以后,通常是向周围地区寻找食物,我们可以称这种生活方式为“块移动”方式,即“食尽一山则移一山”,即一地没有草了,大群的动物寻找另一处的草地。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生存空间中一定的种群数量,不像肉食动物一样,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种群的数量。
    古代中国即是属于这类生活方式。其社会经济结构有其独特的地方,即是实行多子平均继承制度,家庭中每一个男子都是一个经济单元,男子结婚时间较早,家族聚居式生活,类似于非洲草原上的草食动物,非排它式、群体式生活,没有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概念,移民模式是“食尽一山则移一山”。在当时的生产率水平下,土地会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早期的广种薄收,与当时地广人稀相联系;后来的精耕细作与当时局部地狭人稠有关。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必须依靠多熟种植,食物以素食为主,单位面积上所供养的人口数量较多。但是较大基数的人口存在,使土地的负担沉重。正如《王祯农书》中所说:“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尤胜不稼!”
     素食生活,群居方式,很早就形成了较大的群体社会、早期文明和城市、独特的社会组织。在聚居的生活环境下,宗法制度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在中国古代,经常是一个村落由若干个同祖同宗的小家庭聚族而居,形成一个大的群体。《梁书·沈瑶传》说:“余姚县大姓虞氏千余家”。家庭内部由宗主来维系各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北宋政权曾经“劝上户口有力之家,切须存恤本家地客,务令足食,免致流移”。对宗法制度的提倡与扶持,形成了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宗族一般都有田产,作为共同的家业以维护整个家族的利益,这些族产往往不会分割和变卖。“房屋、田地、池塘,不许分析及变卖。有故违者,声大义攻之,摈斥不许入祠堂。”尽量使得各个家庭能够感受到共同体的关照,宗族内部也因此具有极强的向心力,宗族内部各个小家庭也“兄弟析烟,亦不迁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者至十家或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结果是一个家族的聚居地成为其永久的居住地,发展的结果是生活方式“食尽不移”,生产方式必定走向“精耕细作。”意味着对土地的过度索取。
    而主要从事养殖业的则因为需要较大的放牧地区,不易与多人共处,其居住模式倾向于单独居住,我们所知的欧洲的村庄则更像是肉食动物如老虎的居住模式。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主要取决于其文明是从西亚传播而来,是一种次生的文明,其生产方式主要是从游牧民族的放牧生活逐渐向农牧混合型发展,其居住方式延续其早期游牧民族狩猎生活的特性,多是村庄以一个家庭为主,少见群居的村落现象。他们就像马克思所记述的法国的情况一样,“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法国的小农家庭比较普遍,却也不是聚居,而其它欧洲如英国小农数量较少,则更加不是聚居形态。而乡村的酒吧则是他们成为社区联系的一种媒介,成为许多个体进行社会交流的场所。
    2、移民模式
    众所周知,17世纪,发生在中西方历史上最大的移民事件,一是中国的湖广填四川,二是欧洲人移民北美,从其中的原因与产生的后果来看,可以得到中西方生活方式在构成了不同的移民模式。
    清代从顺治时期开始组织实施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是由于明末张献忠屠川,人口大降,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只有1.8万户,仅9万人。清朝初年,清政府采取鼓励移民入川的措施,由全国各地向四川移民,并以优惠政策招抚外逃的四川人,还把招徕移民多少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到乾隆年间四川人口已达1000万,移民人口占到60%以上。
    然而,欧洲人从五月花上移民中,真正受宗教迫害的人士,仅仅占1/3,而其中2/3的人口是当时的欧洲无业者,没有工作,只能去冒险的。
    而再看看此后的结果,就可以发现,过了近300年,至今四川人口已经接近1亿;而差不多同时期,欧洲移民向北美移民,今天的人口仅仅3亿,且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陆续由其它地区不断移民的结果,但北美的国土地面积是四川的将近20倍,按本地出生人口2亿计,四川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北美的10倍左右。
    中国当时的移民是因为战争人口大减才由政府出面的内部移民,而欧洲人则开始了向美洲大规模的移民。欧洲人到了一个新的土地,则是以占领的方式移民,为欧洲人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而中国人则迅速地将人口稀少的地区填满,生活方式使然也。
    由此可知,中国的移民行为,多是当地人口已经达到相当密度下的才开始的移民。由于多子继承,有限土地容纳过多的人口,实际上存在严重的隐性失业后的移民,典型如东南一带福建与广东一带,人均耕地严重不足才开始向海外移民;欧洲移民则是本身人口密度不高,但由于生活方式是长子继承制度,一些男子因为得不到家产而向外的移民。他们移民以后,以占有生活空间为目标,所以北美早期的中国移民在修完铁路后,赶出美洲。
    中国社会到了明清以后,耕地严重不足现象已经相当普遍。由于这种高密度的人口规模,所以中国科技发展是一种土地替代型,难以催出出劳动力替代型技术,所以近代以来,中国科技一直停留在经验层面上,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没有制造出大炮,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没有成为航海的工具,向外移民缺乏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多子继承、传宗接代人人有责任所催生出来的高密度人口,只能在内部消化解决,中国的精耕细作技术也就成为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1/5的人口的有利武器。
    唐代李绅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春种一颗粟,秋成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是一首内涵丰富的诗歌。诗中肯定有夸张的成份,在唐代还不至于“四海无闲田”,但是到了清代,江南地区确实这样,可以利用的土地被充分利用。清代赵翼写了米贵诗八首,其中之一是:“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只应钩盾田犹旷,可惜高空种不成”。由于人地比不断下降,被迫在洞庭湖、珠江三角洲围垦、开发海岛和海涂,大量无地流民涌向边远山区毁林开垦,扩种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而村落周围的所有土地都被用于种植粮食,很少能够看到可以赏心悦目但与粮食无关的花草。也许有人会认为东北的开垦时间很迟,那片土地的存在说明国土没有被充分利用,实际上由于满族的居住,视为“龙兴之地”,清代以前是不允许汉族去开垦的,清中后期,才不得不放垦,它是清代最后一片处女地。
    20世纪的早期美国农业经济学家F·H·金来中国考察,他吃惊地发现这里几乎每一寸的土地都用来生产食物、燃料和衣物纤维。家庭农场通过饲养很少份额的家畜而支撑着大量的人口,土地的生产率很高,但是劳动生产率很低。差不多80%的人口从事农业及生活在农村,农业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中占到70%到80%。    .
    此外,当时四海之内,的确有很多闲田,但是却在原来的生活哲学的影响下,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发。特别是高产作物没有引进,西南山区无法种植后来的高产作物。
    当明清以后,美洲高产作物引进后,中国的人口密度又上了一个台阶,但是中国人落后挨打的局面已经形成,大片土地相继被割让。
(作者为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部研究员)
①李德元:《回眸与前瞻: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评述》,2004年第4期,厦门大学学报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②陈孔立:《有关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理论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2期
③黄其煦:《东南欧的农耕文化及其农业向欧洲扩展中的作用》,《农业考古》1987年1期
④(英)A、阿默漫等:《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黄其煦译,载《农业考古》1987年1期
⑤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的专制体制,亦即与欧洲社会三重或者多重社会结构不同的两重社会结构的产生,主要原因既不是魏特夫的治水所造成的,也不是黄仁宇解释的地理环境所决定,更不是刘修明所分析的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而是与群居的社会结构有关,在宗教没有介入,君权非神授的背景下,丛林法则决定王权,导致猴群现象,无法解决重新洗牌冲动,君王与其它势力无法产生互信机制。参见拙作(未刊稿)《制度与文化缺陷与历史上的农民问题》
⑥《朱子大全·劝谕救荒》卷99
⑦庞尚鹏:《庞氏家训》
⑧同治《松江府志》卷3《风俗》
⑨范毅:《明清时期土地制度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刊于李君、王秀清主编:《历史视角中的“三农”》,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212-213页
⑩徐旺生:《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性质---中国古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之二》,《古今农业》,2008年1期